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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创新如何提升企业韧性
李长英;张帅;企业韧性是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2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字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企业韧性，在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稳定企业预期提升企业韧性；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行业、创新失败风险较高行业、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数字技术创新与非数字技术创新相互协同，共同提升企业韧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技术创新的认识，为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政策、引导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活动、提升企业韧性提供了有益参考。
未来产业的技术创新范式、产业组织特征与政策治理逻辑
渠慎宁;沈梦檀;未来产业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等前沿技术为驱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针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难以解释未来产业的困境，构建技术创新范式—产业组织特征—政策治理逻辑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未来产业的技术创新呈现颠覆性、组合式与开放式三种范式之间的递进耦合，颠覆性创新提供原始动力，组合式创新推动技术转化与价值增值，开放式创新则为要素流动与协同演化构建制度生态。同时，上述技术创新范式通过改变成本结构、重塑进入壁垒和转换竞争维度，驱动未来产业的产业组织特征表现为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市场结构，数据、算法与生态叠加的进入壁垒，聚焦于标准争夺、生态锁定与防御性并购的竞争行为。基于上述技术创新范式和产业组织特征，未来产业的政策治理逻辑须从弥补市场失灵向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转型，在纠正跨期错配、规制“生态垄断”、完善数据治理、加强标准统筹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构建兼顾竞争活力与战略安全的适应性产业治理体系。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与实践路径
白雪洁;陈晓英;宋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而政策设计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效衔接的基础。本文在阐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理论内涵、内在机制、堵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框架与实践路径。科技创新通过要素重组促进产业创新、通过技术突破和技术扩散构驱动产业创新，产业创新通过市场需求牵引科技创新、通过要素投入助推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动态融合的过程中，实现“1+1>2”的效果。但是，由于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跨区域协同创新不畅、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有待提升、产学研合作流于形式等问题，阻碍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时间、空间、制度三维政策需求框架，基于合肥、浙江、深圳等地区的融合模式，探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为推动两者深度融合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参考。
环保补贴如何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基于融资约束缓解与资源配置优化的双路径证据
吴婷婷;王健;高鸣;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中国持续强化环保补贴政策以引导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环保补贴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保补贴显著驱动企业绿色转型，这一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环保补贴的促进作用在高市场化地区、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表明，环保补贴对绿色转型水平较低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环保补贴有助于缩小企业间绿色转型水平的差距。本文研究结果为优化环保补贴结构、提升政策精准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环境规制的“成本之困”：减排压力、经营风险与企业金融化
孟于超;李春涛;在“双碳”战略目标深入推进与防范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并重的宏观背景下，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对于统筹绿色转型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成本负担理论框架，利用2007—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表明环境规制在推动企业减排的同时可能引发资源配置“脱实向虚”的非预期后果。机制检验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导致企业减排成本上升，并增加经营风险，强化了企业“逐利避险”的动机，进而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显示，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媒体监督压力小、环境不确定性高、中西部、基础设施水平低和第三产业占比低的企业或地区。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部分企业中，低碳城市试点推动的企业金融化呈现短期逐利特征，表现为金融资产配置偏离最优水平（即过度金融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形成持续抑制，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本文不仅深化了对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还通过识别环境规制推动的企业过度金融化，拓展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投资关系的研究边界，为完善差异化、激励相容的绿色规制体系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和经验证据支持。
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与破解对策
刘志彪;王兵;解码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和破解对策，是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内卷式”恶性竞争，显在地表现为产业同构和产能相对过剩问题，而且还包含了技术、市场、制度维度的新内涵。本文基于“技术—市场—制度”三维分析框架，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主要表现为：在技术维度上，存在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等技术陷阱；在市场维度上，存在影响国内国际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均衡的结构性矛盾；在制度维度上，存在影响国内产业循环和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基于此，防止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在科技创新方面，应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夯实长期物质基础、注入长期转型力量、提供长期系统支撑；在市场创新方面，应为破解供需结构性矛盾激活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潜能；在制度创新方面，应创新产业政策设计和实施方法，为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建章立制。
农信机构为农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问题与改进路径
冯兴元;李铖;燕翔;农信机构作为我国数量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金融机构，长期深耕“三农”业务，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振兴的背景下，更需要其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尤其是其为农户、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满足这些需求主体的多样化金融需求的能力。本文首先梳理了农信机构为农服务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分析了其内部和外部影响要素。总体上看，农信机构为农服务能力受到农信机构稳健经营能力、可持续经营能力和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等内部因素以及外部竞争、宏观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社会信用环境、金融基础设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分析农信机构为农服务能力总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其尽管在稳健经营能力、可持续经营能力、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方面均有提升和改善，但仍存在经营压力大、偏离服务“三农”定位等一系列问题，削弱了其为农服务能力。因此，未来需要从完善农信机构的外部政策和保障体系、完善农信机构的内部治理机制两大方面提升农信机构为农服务能力。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能否实现社会公平？——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政策效应评估
洪竞科;郑琪;刘炳胜;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所蕴含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理念，在时空维度下对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不容忽视。鉴于此，本文从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的双重视角，以实验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20年1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对当地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对胡焕庸线以西北地区实验区和绿色生态型实验区在结果公平改善方面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再次，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通过提供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等路径保证机会均等，间接提升结果公平，但基础设施这一作用机制并不显著。最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设立通过时空层面的有偏调节，以更加公正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起到了二次公平的效果。本文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进一步改善社会公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刘震;刘溪;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分配具有决定作用，不同所有制之间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分配层面必然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其结果是，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与所得并不匹配，资本相对劳动取得更多收入，国有企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以国有企业内部非国有股东参与程度衡量改革程度，非国有股东参与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劳动收入份额均显著下降，但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