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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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克强总理也曾在2017年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企业的税负过高主要是因为“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的成本高主要是因为“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2)中国的广义政府收入是财政部在IMF公布的政府收入统计口径基础上结合中国财政预算制度的实际情况所测算的指标。广义政府收入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不含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的合并数据,并剔除了重复计算部分。因此,本文衡量的宏观税负等价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包含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之和剔除重复部分之后占GDP的比重。

(1)有观点认为私人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同时也获得了土地资本,且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中一部分要用于土地拆迁补偿和开发,因而缴纳土地出让金也使企业和居民有所获益,在计算宏观税负时不应将全部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计入政府收入之中,应将土地资本和拆迁补偿剔除。但从已有研究对宏观税负的定义及测算口径看,宏观税负仅从政府收入端衡量税费收入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负担,并没有考虑政府支出以及缴纳税费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获益。因此,土地资本和拆迁补偿虽为私人部门带来了收益,但在计算宏观税负时也不需将其剔除。

(2)事实上,政府的全部收入还应包括处于财政管理之外的众多制度外收入。例如,一些不规范的收费、摊派和集资获得的收入,但这部分收入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虽有部分研究进行过估算,但估算方法仍不够准确严谨。且随着税收征管体系的日益规范,乱收费、乱摊派和乱集资现象已明显减少。因此,在实际测算中采用广义政府收入(包含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政府收入的衡量指标是目前较为科学且有数据来源的可行做法。

(3)之所以着重计算2012—2016年宏观税负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新常态以来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企业和居民税负感加重的问题更为突出;二是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2012年之前财政部全国财政决算尚未公布完整的四类预算收入数据和广义政府收入数据,2012年之后财政部全国决算数据中才包含完整的四类预算收入,2013年开始公布准确的广义政府收入数据。

(4)美国宏观税负低于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在发达国家之中并不高,不需要像一些欧洲高福利国家一样征收高额的税收以支持社会福利支出。同时,美国自大萧条以来先后经历了肯尼迪、里根、布什以及奥巴马政府四次较大规模的减税,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总体上看美国宏观税负在发达国家中并不高。

(1)以政府性基金为例,中国政府性基金的征收实行申请审核制度,征收标准由征收部门拟定并提出申请,经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上报国务院批准,其征收标准和征收过程相比税收而言均缺少法律规范。现实中,一些地方擅自越权,超范围、高标准征收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经济下行时期中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并未大幅减少。2012年中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为37 535亿元,截至2015年已上升至42 338亿元。

(2)这四项税费优惠政策分别是:“2015年1月1日起,小微企业免征4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2015年1月1日起,月销售额3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免收政府性基金”“2014年10月起至2015年底,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底,小微企业应征所得税额在20万元以内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张阳[22]通过建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居民税收负担分布进行测算后发现,中国整体税制、所得税体系、流转税体系在城镇和农村居民中均具有累退性。以城镇居民为例,中国城镇最高收入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组居民的9.2倍,而承担的税负仅是最低收入组居民的3.2倍。刘扬等[23]通过测算不同收入人群的税收—收入比系数后同样发现,2000—2010年收入最高的50%的富人税收—收入比系数小于1,而收入较低的50%的穷人税收—收入比系数大于1,这说明低收入居民承担了比其收入更重的税收。

(1)例如,中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主要是为筹集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收取的费用,但在税收中同样设立了为保证城市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的维护和建设而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二者的征收对象和资金用途较为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税费重复征收的问题。

(1)陈彦斌等[27]研究认为,要素市场的垄断使企业在使用部分生产要素时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由此形成了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例如,企业购地建厂支付的土地出让金。行政审批制度使企业在进入特定市场和从事部分业务之前,必须经过申请、咨询以及评估等一系列程序才能最终获得审批,在此过程中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行政事业性费用以办理所需的各项手续。

(2)根据财政部数据,2015年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仅有22%由政府财政补贴。而白重恩[29]和黄庆杰[30]的研究测算显示,中国企业和居民的社会保险缴费占工资总额的比重高达41%。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社会保险缴费占工资的比重分别为24%和16%,即使是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这一比重也仅为30%左右。

(3)中国养老保险缴费中,企业负担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负担工资总额的8%。中国医疗保险缴费中,企业负担工资总额的6%,个人负担工资总额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