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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改革在完善税收制度、减轻企业负担、提升治理能力和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效。但是,也引起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加大,进而促使地方政府行为改变,直接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本文从财政压力视角出发,运用我国202个城市2008—201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营改增"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环境质量改变。研究发现,"营改增"改革引起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工业活动增加、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面积扩张、工业用地价格下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下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样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显著增加了11%以上。为了实现绿色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营改增"改革配套措施,调整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分成比例,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管,以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减轻改革对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
Abstract：[1] 陶然,陆曦,苏福兵,等.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J].经济研究,2009,(7):21-33.
[2] 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3):111-118.
[3] 谢贞发,严瑾,李培.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的财源增长效应——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12):46-60.
[4] 席鹏辉,梁若冰,谢贞发.税收分成调整、财政压力与工业污染[J].世界经济,2017,(10):170-192.
[5] Weingast,B.R.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The Implications of Fiscal Incentiv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9,65(3):279-293.
[6] 曹春方,马连福,沈小秀.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J].经济学(季刊),2014,(4):1415-1436.
[7] 陈思霞,许文立,张领祎.财政压力与地方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政策实验[J].财贸经济,2017,(4):37-53.
[8] 卢建新,于路路,陈少衔.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3):90-98.
[9] Cole,M.A.,Fredriksson,P.G.Institutionalized Pollution Havens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9,68(4):1239-1256.
[10] 陈抗,Hillman,A.L.,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经济学(季刊),2002,(1):111-130.
[11] 冯海波,方元子.地方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分析——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考察[J].财贸经济,2014,(2):30-74.
[12] 张欣怡.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5,(3):32-41.
[13] 陈钊,王旸.“营改增”改革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3):36-59.
[14] 刘建民,唐红李,吴金光.营改增全面实施对企业盈利能力、 投资与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效应——基于湖南省上市公司PSM-DID 模型的分析[J].财政研究,2017,(12):75-88.
[15] 范子英,彭飞.“营改增”改革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2):82-95.
[16] 姜竹,马文强.“营改增”改革对地方财政稳定性的影响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9):1-7.
[17] 李晶,赵余,张美美,等.营改增后中国地方税体系重构[J].宏观经济研究,2016,(4):3-11.
[18] 卢洪友,王云霄,祁毓.“营改增”改革的财政体制影响效应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3):71-83.
[19] 许文.“营改增”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J].中国财政,2013,(17):18-19.
[20] 周彬,杜两省.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及财税体制改革应对[J].当代财经,2016,(6):25-33.
[21] 胡怡建,田志伟.中国“营改增”改革的财政经济效应[J].税务研究,2014,(1):38-43.
[22] 范子英.土地财政的根源:财政压力还是投资冲动[J].中国工业经济,2015,(6):18-31.
[23] 赵文哲,杨继东.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基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互利行为的解释[J].管理世界,2015,(4):11-24.
[24] 朱平芳,张征宇,姜国麟.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6):133-145.
[25] 金刚,沈坤荣.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J].管理世界,2018,(12):43-55.
(1)在此期间,为保证各级政府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不断调整并制定了相关过渡性收入划分政策。如:2011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2016年4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
(2)1994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主席令第21号),该法第四章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3)就笔者所知,目前公开的年鉴并没有对所有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进行统计,因而在本文我们主要利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对于重点城市工业用地价格的统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
(4)具体计算过程省略,留存备索。
基本信息:
DOI：10.19654/j.cnki.cjwtyj.2019.11.009
中图分类号:X321;F812.42
引用信息:
[1]卢洪友,王蓉,余锦亮.“营改增”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环境质量——基于财政压力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9,No.432(11):74-81.DOI:10.19654/j.cnki.cjwtyj.2019.11.009.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构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财政体制研究”(15ZDB158)
2019-11-05
2019-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