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 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M].郦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 宋丙涛.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动力分析[J].经济管理,2016,(12):1-15.

[4] Song,B.T.Institution and Change of the Public Economy: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Civilization Evolution[J].Social Science in China,2015,36(1):172-199.

[5] 赵善轩.司马迁的经济史与经济思想——中国的自由经济主义者[M].台北:万卷楼,2017.

[6] Zhang,T.S.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Kinship and Propert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7] 李建德.制度及其演化:方法与概念[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11.

[8] 叶坦.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5):67-73.

[9] 马涛.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0] 余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考原[J].中国文化,2018,(2):97-120.

[11] 景海峰.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5,(6):26-36+205-206.

[12]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80-81.

[13] 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34.

[14]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16,21,73,346.

[1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8,27,84-87,95-96,106,229.

[16] 朱富强.经济实验如何才会更有效——兼对杜宁化先生批判的回应之一[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1):114-129.

[17] 朱富强.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J].学习与探索,2016,(11):131-139.

[18]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4-237.

[19]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7,183.

[20] 张晋潘,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90.

[21] 张志哲.震荡与整合——春秋历史文化流程[M].合肥:黄山书社,1991.130-133.

[22] 应永深,王贵民.春秋史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223.

[23]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4]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5] 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的国家与市场[M].宋丙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6] He,W.K.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England,Japan,and China[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90.

[27] 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33.

[28] 杨朝明.《荀子》简注通说[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41-42.

[29] 孔祥来.孔子的义利观与社会正和博弈[D].深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七届年会,2016.

[30] Wilson,E.O.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M].New York: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2.

[31] 邹进文.大清帝国兴衰的西方版画卷:古典经济学家中国观的历史演进[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3):11-22.

[32] 徐难于.天命信仰嬗变视野中的孔子天命思想[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6-31.

[33] 李建军.古代经济诚信思想研究[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31.

[34] Tella,R.D.,Perez-Truglia,R.,Babino,A.,et al,Conveniently Upset:Avoiding Altruism by Distorting Beliefs About Others’ Altruism[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11):3416-3442.

[35] Mann,M.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14.

[36] 许纪霖,田建业.杜亚泉文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54.

[37]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20世纪50年代英国、德国经济学将主流地位拱手让给美国经济学就是这一学术范式被武力绑架的例子。

(2)斯密的《国富论》被翻译成《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探究》则标志着这一认知的变化。

(3)见微观经济学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理论与公共产品理论。

(4)如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长华莱士(Henry A.Wallace,后任美国副总统),主张参考陈焕章论述的中国常平仓思想制定美国1938年“农业调整法”,奠定了美国当代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13]。

(5)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往往被视为应对社会危机的政治思想。

(6)夏商周时期的统治精英创造的注重绩效的治理模式(大禹治水)与推崇贤能的政治机制(禅让制、君子论)以及周朝的制礼作乐都是儒家学说出现以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经验基础。

(7)传统体制的核心是土地共有制度与集体经济模式。周灭商后建立的以土地管理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虽然仍是土地共有制度与集体经济模式,但层层分封的模式已经暗含了层层分化、公权私有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层层分封的封建管理体制中不同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之间对强制力与垄断权的竞争必然会出现,而渐渐缩小的与纷纷地域化的公共经济单位更使得集体主义的公共经济竞争渐渐转化为个人主义的私人经济竞争。

(8)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卿大夫承担着采邑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义务,行使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职能。因此,卿大夫同诸侯国君,以及卿大夫之间也都进行着公共经济垄断权力的竞争,结果是,既有许多国君被赶走或杀掉的悲剧,也有卿大夫本身受到削弱的闹剧,从而演变成卿大夫的家臣掌握封国政权,即所谓“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9)儒家学说特别指出过公、私经济对人性的不同要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陈焕章[12]的分析指出:官员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时要强调利他道德、平民在从事私人经济活动时允许利己追求是儒家的社会分工分治原则。

(10)尽管主流文化仍在强调周礼对公共经济活动的约束,周朝王室仍在努力维持对诸侯贵族公权私用的限制,但当西周王室土地资源占有量不断减少、军事实力不断弱化时,西周赖以维持社会秩序与权力平衡的强制力渐渐失去了权威,礼崩乐坏与私利竞争逐渐成为常态[20]。

(11)鲁哀公六年(公元489年),田乞联合鲍氏及齐国大夫的力量,率士卒攻入公宫,在国人支持下打败了国氏、高氏、晏氏等旧贵族的军队,派人从鲁国迎公子阳生返齐继位(即齐悼公)。此后,田乞为相,执掌齐国政权,田氏家族权倾一时。

(12)孟子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很显然,在孟子心中,先公后私是文明的核心,相反,先私后公乃是野人的表现。

(13)《荀子·王制篇》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可见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义或道德是文明延续的保证。

(14)李建德教授在最新出版的《制度及其演化:方法与概念》专著中专门讨论了人性的两分法与概率分布事实。

(15)尽管作为一个自我循环的生命体,自然人天生具有自利的倾向,并构成了人体新陈代谢吸纳能量的天然基石。但人性的主流是利他的,社会文化是利他的,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了利他的文化才成为地球上的佼佼者[30],而社会组织就是人类为了克服自然人的体能劣势而构建的公共经济体制。正是深知人类的社会性是文明社会的本质,儒家学说才会构建一个以利他人性为基础的经世济民体系。

(16)在《论语》中,“天”出现了32次,“命”出现了18次,“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出现了3次。孔子认为天对人事的主宰,体现在主宰个人命运和人世秩序上[32]。

(17)最近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精英力图通过改变文化氛围来为自己的利己动机开拓[34]。社会学家Mann[35]也指出,“人类并不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并不是天生就具有组织性。”“人类只是在追求生存必需的物质材料的过程中,才发展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社会组织与经济关系。”

(18)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无论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对待游吟诗人的态度,还是罗马精英对待希腊学者、犹太学者的态度,有选择的学术研究与“言论自由”是人类文明成功的共同经验。

(19)分封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分层级的公共经济供给体系,从而形成“周天子—诸侯—士大夫—卿”的多元化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分层多元的公共经济模式降低了周王室治理庞大疆域的管理成本,确保各级公共经济单位建立起直接的供需匹配关系,提高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20)今天的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家族或宗族体制,既是周朝分封建制时的基础治理模型,也是明朝大儒方孝儒对人口增加后的基层公共经济机制缺失的反应。当然,作为一个乡村治理模型与非正式制度,近代的家族与宗族组织同样是多元分层公共经济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